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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访陈丹青:中国艺术投资热反思
【 作者:佚名    转贴自:中国企业家    更新时间:2007-8-24    文章录入:飞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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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艺术品拍卖,“拍卖”是主语,不是“艺术”。但缺乏艺术专业精神与品味的交易热潮能否持久?

  近两年,中国几乎一夜之间直线蹿红,成为全球最炙手可热的艺术品市场,卖价之高、涨幅之快令人有目眩神迷之感。这也不再是少数人玩的游戏,艺术品正上升为楼市、股市之外的第三大投资领域,财富和艺术共舞,热钱和泡沫齐飞,“非理性繁荣”。

  有西方艺术批评家形象地称之为“钱讲普通话”:“眼下全球资金都涌向中国,巨额诱惑无处不在,几乎不会有人忍住不去购买或出售作品。”

  有意思的是,此情此景,却很难找到商人或艺术家来做一番反思或精神分析,更少有人质疑或有耻感。即便是“老愤青”、敢于批判的陈丹青,在这个话题上也锋芒略减,“需要审慎”——毕竟谈论的是他的艺术同行和朋友以及他自己。但是,他对于一些关键问题给出了有趣的描述和清醒的思考:“中国当代艺术品拍 卖没有春天,立即进入盛夏,高温、爆热。”“中国连艺术家的品位都充满问题,此事暂时轮不到买家。”“我没资格告诉同行如何看待‘艺术、金钱’的现状。大家都在试图适应新的状况。”

  “总之,我们充满希望,同时,充满问题。”

  艺术品交易狂欢:亟待审慎的话题

  记者:在您的印象中,中国当代艺术热潮从何时开始出现?有转折点吗?

  陈丹青:我被告知,油画拍卖价骤然飙高大约是2003年。此前油画拍卖将近十年,成交额远不及古典国画与文物。由于“非典”,那年春季拍卖挪到夏天,据说北京人大量购买小汽车也在同年。当代艺术拍卖热潮则显然始于2006年纽约索斯比开辟亚洲专场。此前中国人知道拍卖高价都是关起门来自家事,去年忽然兴奋了:中国大陆艺术拍品进入纽约,成交额远远高于日本。

  十多年前当陈逸飞的画拍过百万,大家会有各种“特别反应”,这两年舆论的反应可能是直接跳到对下一个纪录的期待。

  记者:中国艺术品迅速蹿红、炙手可热、开价之高、涨幅之快,好事还是坏事?

  陈丹青:既非坏事,也非好事。此事和改革开放一样,全盘否定或肯定,一味悲观或乐观,都不可取。先进国家的既往经验,历史上有过的市场规律,都无法准确解释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事物。这是亟待审慎的话题。但不论其中多少问题,总比不发生好:我们经历过水清无鱼的时代,所谓改革开放,就是要让各种事情发生啊。

  但是,需要指出,“艺术繁荣”与“艺术品拍卖繁荣”不是一回事。西方艺术品拍卖在上世纪80年代发生历史性变化,第一,在世艺术家逐渐进入拍卖,此前拍卖行是死人的地盘。其次,传统拍卖仰赖极少数世代收藏大腕,全世界不过三十几位,欧美占了大半。80年代后,大量企业新贵进入,重金竞拍,还有部分亚洲人,日本人就率先创造了当时超高价竞拍凡高作品的纪录。再其次,90年代后出现所谓“炒作”,拍价成倍飙升,因在同期,金融业与画廊业同样发生历史性变化,画价的人为成分愈形显著。

  记者:当代艺术市场热潮并非一夜之间到来,还存在哪些推动力量?

  陈丹青:同西方的渐进过程相比,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热潮可以说起于“一夜之间”。欧美不是。中国“政治波普”作者从成名到发财多少也有近十年,后起的当代艺术家从露脸到暴发,时间短得多,我们需要数据。还有,国内国外的货币值、消费量、生活水准,以及整个经济观念,差异很多、很大,相似的例子落到细节,又会有诸多差异。

  记者:谁是下一个破纪录者?

  陈丹青:我不知道谁是下一个拍卖价格“破纪录者”。没有人知道。除非果然如舆论所说,有暗中操盘者,那么,等事情到了明面,一定又有新的暗盘在运行——我只是猜测。再说一遍:这是需要审慎的话题。我们不是在谈好事,也不是在谈坏事。

  记者:中国将在下个十年成为全球第三大奢侈品市场,古董和艺术品也将被带动吗?很多投资者正在从楼盘、股市转移到艺术市场,短线炒作谋取暴利。

  陈丹青:古董和艺术品正在被惊人地“带动”。从楼盘、股市到艺术市场,这是美国暴发户的老故事,我们正在大规模跟进。“短线炒作”则可能是中国的特长,不过改革开放太多事物都是短线炒作短线行为啊。我不知该怎样理解这种现象,但谁都看见许多中国人富起来,还会更富。至于财富的来路,在谁手里,怎么使用,那是另一话题。

  记者:追求品位的有钱人越来越多吗?

  陈丹青:有钱人总在追求钱,“品位”是否因之带入,也需审慎判断。目下我几乎不曾看见有品位的中国买家,多数买家十二分聪明,个别人很有眼光,但那还不是品位——中国连艺术家的品位都充满问题,此事暂时轮不到买家。

  但我愿审慎乐观:“先富起来”的群体一掷万金,多少钱被胡乱花了,终于,富豪们开始买艺术品。我接触不少买家真心诚意追求品位,亲见许多有钱人无限向往有品位的生活。不论如何,你想想看,二十多年来,有钱人使这个曾经又土又破烂的社会变得光鲜像样多了。90年代我回国转悠时,到处还土得一塌糊涂啊。

  记者:中国人享受公开竞拍,还能在公众面前炫耀财富,您见过哪些荒唐的艺术消费现象?

  陈丹青:太多了。版面有限,私下谈吧。

  记者:如果说新贵阶层还没完成从富到贵,尚不具备艺术鉴赏能力,随着中产阶级成长,艺术品市场会变得理性和完善吗?

  陈丹青:我们的艺术品市场还远远谈不上“完善”,但正在趋于理性,虽然疯狂的买家与因素不断介入,打乱并毁损正在递进的那点可怜的理性。钱使有些人日渐理性,有些人却为之更疯狂。事情一步一步来,一代一代变。我从未忘记自己年轻时是个蓬头垢面的流民,可是现在大家把我高看成个艺术家,其实我知道自己多么地不完善。我们目前有“中产群体”,还谈不上准确意义上的“中产阶级”。

  记者:中国艺术市场存在什么样的问题?观念和运作国际化了吗?虚火过盛,水分太大,畸形繁荣吗?是泡沫吗?

  陈丹青:以上问题都是中国式“市场经济”的顽症,因为那是“伪市场”。奇妙的是,正是这一切使中国人的观念和运作逐渐“国际化”。它的启示可能是:国际化并没有单一的解释与途径,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巨变,但中国给出了自己的方式,包括“虚火”、“水分”、“泡沫”和“畸形繁荣”等等。

  会有那么几家公司玩玩类似的小把戏,别当真。文化市场的性质仍是国家垄断,政府不撒手,不会发生真正有规模有价值的事。

  中国艺术的商业模式

  记者:中国正在发生一场“艺术圈地运动”,画廊从90年代初五家现在增逾百家,但角色错位:拍卖行挤占了画廊的产品推介和市场定位功能,如何规范?

  陈丹青:中国太多事物需要规范,艺术市场的无序只是其中一小部分。但谁都看得出:正是这种无序带动大量暧昧的利益,一旦规范,中国许多生意经就得“歇菜”,就得“瞎”。这是众人乐于见到的吗?

  记者:2008年有大量的展览和新博物馆计划,范迪安被安排主管奥运村的公共艺术项目,之后会怎样?

  陈丹青:很好,拭目以待。中国不缺官老爷、投机者与好事者,但严重缺乏肯做事、懂做事的人。范迪安可能是主管类似活动的最佳官方人选。他对正在发生的事物具有足够的敏感与热情,想做事也能做事。我深知他每做一件事要对付多少体制内外的周旋。

  记者:过去两年,艺术家独创了一个令人迷惑的艺术品市场现象:绕过画廊,将作品直接送往拍卖行。他们对此是如何思考的?

  陈丹青:各人情况,最好去问各位艺术家。当中国的拍卖市场远远超过画廊市场,尤其当二者都不在西方规矩与格局内运行时,你很难要求艺术家规规矩矩仍然走画廊路线。“形势比人强”,其实形势比规矩强,自然,规矩是人弄出来的,而中国人从来相信人为,不相信规矩。

  记者:商业对当代艺术的攀附仍然才刚起步,张晓刚的“天安门广场”230万美元,也仅仅是刚开始同步于海外。大多数艺术家,甚至是当红名人,身价仍比西方同行要逊色得多——尽管这种差异正在迅速改变。一流博物馆如MoMa(纽约现代)、古根海姆、泰特现代博物馆都尚未让中国艺术家作品进入馆藏级别。至今也没出现针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成熟的评价。怎样才能迎来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春天?

  陈丹青:是这样。你都说到了。我们的艺术虽然正当活跃,但整体上的强度、深度与原创性,确实比人家逊色,逊太多了,还不到发昏的时候。尽管中国艺术品市场正在盛夏,“真正意义上的艺术”则很难说是在哪个季节:严冬,不像;春天,也不像。正常情况是如四季那般自然,但百年中国文艺要么严寒,要么爆热,从未遭遇四季。

  评价当然还早,问题是,只要我们仍在期待西方的评价,我们的艺术仍然是幼稚的。就幼稚而言,中国当代艺术的确是在春天,您瞧初春的柳芽,多幼稚啊。

  “生意好就是最好的艺术”?

  记者:艺术家们是市场兴旺的直接受益人。巨额现金涌入对艺术家产生怎样的影响?他们开名车,住豪宅,在多大程度上激励创作灵感呢?

  陈丹青:要看是谁。譬如刘小东,我瞧着他一年年富起来,开名车、住豪宅,可是他越画越好,越画越欢:三峡民工、泰国妓女,最近他跑青海玩灵感了。

  至于那些见点儿钱就画不好的主,何足道哉。

  记者:有些中国艺术家接受安迪·沃霍“生意好就是最好的艺术”的概念,这是误读吗?

  陈丹青:别忘了沃霍说这番话是对着哪些人群、在哪个国家、哪座城市、哪种文化。

  记者:有人说,中国艺术家实际上跟中国所有的商人一样,关心的是在西方真正达成交易,这是真的吗?

  陈丹青:我早已学会察言观色,别在同行面前谈艺术。

  记者:有个做法在东亚司空见惯,却困扰着西方观察家:博物馆愿意把展厅出租给任何有名气的艺术家办个展,但没人对此表现鄙视或质疑?

  陈丹青:利益当前,傻逼才鄙视,傻逼才质疑。让“西方观察家”去困扰吧。何止这点小事,西方不懂的事儿多着呢。

  记者:艺术品热不仅是钱的问题,亚洲新贵们希望重新找回历史,表达爱国主义,并尽可能多、尽可能快地向快速增长的艺术市场学习。

  陈丹青:是爱国主义吗?可能是民族主义吧。我相信以赛亚·伯林的话,他看出二十世纪之后真正的力量与问题,是民族主义。而民族主义,照他的说法,是无比强烈的追求承认的力量。这话正在中国的有钱人这里被证实。是的,我愿在金钱、在这一切背后,看到更真实的原因。

  记者:您认为有希望吗?未来中国会更专业化和有品位吗?

  陈丹青:中国曾经有过的专业精神与文化品位,早已丧失殆尽。新的专业、新的品位,近二十多年又冒出来——宋元明清,我们的绘画艺术高度专业,高度品位;清末民初,上海曾经是亚洲最成熟的艺术市场,十二分专业,十二分有品位。这些荣耀的历史烟消云散。改革开放以来,艺术市场出现的大部分事物都是外来的新专业,有待新的品位。譬如策划,譬如拍卖,譬如双年展和博览会——耍弄这些新把戏,以中国人的聪明勤快,没问题,以中国人的狡诈顽劣,更没问题。总之,我们充满希望,同时,充满问题。

  记者:请列举您几部作品的拍卖和收藏情况?

  陈丹青:去年纽约索斯比亚洲艺术品拍卖,我的双联画《街道剧园》成交额是120多万美元,我被告知这是中国绘画交易突破千万人民币的首例——如你所知,这纪录立刻被此后的好几件作品超过——《街道剧园》15年前就卖出了,我记得拿到一万美元。

  我两年没送画参加拍卖了。但不断有我的画在各家拍卖行出现,一类是过去四年拍出的画,被买家二度三度四度五度抛出来,一类是过去近三十年我送给各路朋友的素描和油画。我很高兴老朋友能够因此赚钱,但他们要价比我自己送拍的底价高出十倍甚至五十倍。买家不是傻瓜,好几件作品因此流拍。我不在乎流拍,但我自己不再送拍。我的反应一向愚蠢,就是退却:辞职,走开,不参展,不送拍。

  记者:现在对于艺术品的狂热接近病态了:我们能谈论点别的话题吗?

  陈丹青:我不懂经济。艺术品拍卖,“拍卖”是主语,不是“艺术”;我也不做生意,拍卖是生意人的事,不是艺术家的事——您没看出我以上胡扯大致都是“别的话题”吗?

  中国艺术品拍卖连创纪录

  艺术家作品价格时间

  刘小东《三峡新移民》2200万元人民币2006年北京保利秋拍

  张晓刚《天安门广场》230万美元2006年11月香港克里斯蒂

  徐悲鸿《奴隶与狮子》5388万港元2006年11月香港佳士得

  张晓刚《血缘系列》211万美元2007年3月纽约苏富比

  徐悲鸿《放下你的鞭子》7200万港元2007年4月香港苏富比

  陈逸飞《黄河颂》4032万元人民币2007年5月北京嘉德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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