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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风雅”由谁说了算?
【 作者:何光锐    转贴自:本站原创    更新时间:2017-3-19    文章录入:何光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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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刚刚结束的2015年嘉德秋拍,向有“黑老虎”别称的碑帖拓本,首次以专题的形式登上了“大观”夜场,其中《唐欧阳询书九成宫醴泉铭》以750万的价格落槌。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。与此同时,一件名家题跋的旧拓周虢叔大林钟拓本,和一件吴大澂拓注金石各器四屏,也分别出现在两家拍卖行的金石碑拓专场封面。毫无疑问,碑帖拓本正是这个拍季的市场“新亮点”。

  越高雅,就越慢热。这几乎成了中国艺术品市场三十年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共性现象。金石篆刻、古籍善本、名人信札、碑帖拓本,历史上曾经是文人收藏之高境界,在这三十年当中却沦为冷门、小众项目。然而,这些门类在近几年的调整行情中似乎一致出现了逆市上扬的势头。对此,有人归因于古代书画资源稀缺导致的替代性需求,也有观点认为是“价值发现”规律的必然作用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,这些文化信息含量大、耐“咀嚼”的门类已经引起藏家和投资者的重视,并逐渐受到追捧,艺术品收藏的风尚趣向正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迁革。

  对艺术品贵贱的评判,雅俗的区分,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倾向性,并不存在固定不变的标准。明代的文人书画家李日华精善鉴赏,号称博物君子,他在《紫桃轩杂缀》中有一段关于艺术品“排座次”的说法,读来十分有意思。在他的这份排行榜上,前五位中“古代书法”占了三席,排在第一位的是晋唐墨迹,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。就今天来说,只有前些年被故宫“优先购买”的隋贤书《出师颂》勉强算得上。拍了三个多亿的《平安帖》只能归入第三位的隋唐宋古帖。排在次席的是五代、唐、前宋图画,南宋画则落到第六位,排在元人画和元代名家法书的后面。

  比较令人吃惊的是,“五代、宋精板书”仅列第十五,紧随其后的是“怪石嶙峋奇秀者”,也就是如今很冷僻的供石。可见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把善本古籍看得很重要,李日华显然想象不到,末代皇帝溥仪与他的弟弟联手偷盗内府文物时,首先下手的就是宋版书。另一个让人跌破眼镜的地方是,当今收藏界大鳄刘益谦花了两亿多拍回来的成化鸡缸杯,在李日华的排行榜上

  竟然只能排在总共二十三个门类的最后一项----“莹白妙磁秘色陶器不论古今”,而排在之前的两项分别是“精茶法酿”与“山海异味”。

  李日华在这段文字的结尾还特别强调,艺术品的鉴赏品位,是士绅阶层生活方式中不可缺少的一环,“士人享用,当知次第”,就如凌烟阁中的功臣位次,“明主自有灼见”。

  收藏乃风雅之事,但风雅与否由谁说了算?这可是一个大问题,换成现在的时髦语言,相当于“制订行业标准”。在晚明,像王世贞、董其昌、陈继儒、李日华、张岱这些声名远扬的大文人无疑掌握着话语权,也就是所谓的“主盟风雅”。风雅的范围,则上至诗文品评,下至起居饮食,并不仅限于古物鉴藏。

  虽然欧阳修曾言“文章如精金如美玉,市有定价,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”,然而事实上,所有风雅之事都离不开“主盟”者的口舌黜陟。而曹昭的《格古要论》、文震亨的《长物志》,包括李日华的“排行榜”,也的确成为了他们那个时代风雅之“标杆”。詹景凤在一则题跋中吹牛道:“……余好十余年后吴人乃好,又后三年而吾新安人好,又三年而越人好”,言下之意,在这场有关风雅的“马拉松”当中,他本人属于跑在最前面的先知先觉者,而追随其后的“粉丝团”还有“核心层”与外围之分。

  张岱在他著名的《陶庵梦忆》中,也曾“秀”出了自己左右风雅的一个成功案例:他给一款心仪的绿茶取了个高格调名字“兰雪”,“四五年后,‘兰雪茶’一哄如市焉。越之好事者不食松萝,止食兰雪”。更可笑的是,徽歙间的茶商和附庸风雅者,甚至把原来流行的叫松萝的绿茶也改名为“兰雪”。

  团结在那些文化“牛人”周围的,是一个由贵胄与士大夫文人组成的“文化精英”群体,而这个群体同时又是一个文化艺术的鉴赏群体。在他们背后“跟着玩”的,则是那些腰缠万贯的“土豪”富商。“文化精英”们引领着文化艺术的时尚品位趣向,不断地发现“价值洼地”并收获尊崇与实益,而富商们则试图用一掷千金换来品位上的认可,却难免还要扮演“精英”们嘲讽的对象。

  艺术的创作与收藏摆脱不了时代风气的笼罩,历史的相似与不同,有时真能让人会心一笑。石守谦先生在《风格与世变》一书中提到,“以朱元璋为首的明朝统治阶级本出身元末最贫苦的下层社会,在他们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中,虽逐渐地接纳了文化素养较高的地方乡绅阶级,但基本上其农民性格并没有改变。他们在文化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品味,则较不倾向内敛含蓄而细致的品质,而偏好对外放健朗而豪旷气质的追求”。这种情形,大致与西汉初年不出二辙。随着太平日久,文人才会占据风雅的核心,而风尚也会慢慢地由“武”趋“文”。

  越高雅,就越慢热,是因为领会高雅,需要跨过文化素养这道门槛。近年来艺术品收藏市场出现的品位趣向的微妙转变,无疑与收藏队伍的“换代”,一些知识较高者的介入有关。

  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在于,当文化生活中意识形态色彩渐淡之后,文化艺术的民间品评机制尚未形成,风雅的“主盟”处于真空。由于旧时代的“文化精英”群体、文化艺术鉴赏群体已不复存在,这一在品位格调上具有保障性的“防火墙“或“臭氧层”的消失,导致众多低俗的艺人与“艺术品”可以无底线地上窜下跳。品位一事,暂时还是由富人说了算,于是所有符合富人心理的“高大上”的东西,价格都飘在云端。官员与“文人”不再是重叠关系,具备鉴赏眼力的“文人”虽然已非“老九”,却仍处于弱势,因囊中羞涩,不但没有信心去引导富人,甚而沦为他们的附庸。

  当然,站在乐观者的角度看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太平已久,“贵人”终将变“文”,“文人”亦将致富,而民间文化生态的“江湖”也正在恢复之中。

 

  何光锐简介:

  1971年生,媒体人,长期致力于古代书画研究与艺术评论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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