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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荣和映里的影像世界
【 作者:萧春雷    转贴自:本站原创    更新时间:2011-5-13    文章录入:荣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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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月14日下午,厦门会展酒店楼下的咖啡吧,我见到了这对艺术界著名的情侣——荣荣和映里。两人都是黑色装扮,荣荣穿一件黑色大衣,瘦而高,五官紧凑,长发扎成一束,拖在脑后;映里身穿黑皮外套,长发披肩,眉目疏朗,显得很精神。他们的动作十分默契。

咖啡溢出浓香,窗外则开始下雨。我听着他们的故事。

他在北京,她在东京

荣荣是漳州平和县人,老家在霞寨乡小坪村,1968年生。因为文化课太差,1988年,他第三次报考鼓浪屿工艺美术学校失败后回到了老家,情绪十分低落。他租了台“海鸥”相机给妹妹拍照,去冲洗,看着洁白的相纸上渐渐浮现出影像,他突然感到震惊:“我发现这些影像能够表现我内心的一些想法,打开了另外一种可能。”从此他和相机结下了缘分。父亲建议他在家打3年工,一年给他1万,有了一点积蓄他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了。就这样,他用挣来的钱买了架相机,孤身去北京。

在中央工艺美院学了一段时间的摄影后,他就开始到处打工,在像馆拍婚纱,为剧组拍剧照,给报纸拍名人。摄影是相当费钱的艺术,盘缠早花光了,只好不断往低房租的地区搬家。1993年,他住进了北京当时的一个城乡结合部东村,原因是那地方房租最便宜。

东村后来变得很有名气,部分有荣荣的功劳。当时贪图东村房租便宜的,还有一帮子外地来的落魄艺术家,被称为盲流。艺术家们凑在一起,有时搞些活动,做行为艺术,荣荣不但参与,还用相机做了详尽的记录。若干年后,作为艺术家聚落的东村消失了——房租太高,他们转而聚集在798工厂和其他地方。与此同时,艺术史学者发现,在叙述上世纪末当代艺术发展的脉络时,不得不提到东村——像张洹、马六明等东村艺术家时来运转,名扬天下。

荣荣搞过一个展览,就叫《荣荣的东村》。东村消失了,留下的,是他相机里的东村艺术生态。

事实上,那是一段很艰难的时期。荣荣说:“我在像馆里打了三个月的工,有次遇上客户要退货,说你拍的这个东西太难看了。我就发誓以后再也不拍这些东西了。后来给张元的电影拍剧照,报酬还可以,最痛苦的是每天要去,要呆在现场,早上出门,夜里才回到家,时间都浪费了。我挣了一点钱不干,自己搞创作。”那段时间他拍了《废墟》和《婚纱》系列,我觉得这些作品里充满了焦虑、孤独、死亡以及不确定感。

映里,1973年出生于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,毕业于东京写真艺术专科学校,在《朝日新闻》任肖像摄影师,尽管她的名人照片很受称赞,可是在1997年的一天,她突然觉得再也不能这样拍下去了,就辞职做了自由摄影家。她拍摄了《灰色地带》和《1999:东京》等系列作品。在我看来,这些作品充满才气,焦躁不安,准确地传达了她对日常生活无聊感的绝望与挣扎。

映里称,她去一个大学研究室拍摄,看到塑料容器里无数的克隆老鼠在忙碌地跑来跑去,“这种光景,让我想起了自己的日常生命,不禁感到悲哀”。

“我的摄影,到没有出口的地方去并且在那里迎接了一个结束。”映里的感觉非常锐利,文字表达也很出色,她继续写道,“那时候的生活好像流进到大海的石油,松软地漂在海面,海鸟在那里被吞掉,就那样的感觉。”

这时候,荣荣在北京,映里在东京,他们不认识,各自陷入了精神上的危机。

两个人的富士山

1999年,荣荣到日本东京举办展览。映里去看了,从他的作品中,她看到了他内心深处不可救药的孤独。她被感动了,于是找到作者交谈,还拿出自己的摄影作品给他看。他非常欣赏那些照片,说来到日本,不过就为了看到这种照片。

荣荣与映里在东京相遇了。他们语言不通,但是通过照片,他们发现彼此是精神上的同伴,都为生活的空虚和无聊所困扰。在日本的5天,他们每天见面。2000年,映里到北京,两人开始合作做作品。

仿佛一个童话。两个孤独的个人相遇,孤独消失了。于是有了《富士山》一组作品。

荣荣拉着映里的手,说:“《富士山》那组作品,就是5年前拍的,5年前的今天。2001年2月14日。”

“今天是情人节。”我说。

“是情人节。我们刚结婚。那次去日本,我自己都没想到会在日本结婚,匆匆忙忙办手续,去富士山。很冷。”

“我读了映里的那段日记,说是零下十五六度。”

富士山下的冰湖上,空旷无人,他们把相机放在三脚架上自拍。他们脱光了衣服,全身赤裸,从不同的方向进入画面。他们走向对方,追随,牵手,拥抱,回旋,做爱……世界消失了,只有寒冷、体温和快门的声音。他们用对方的体温取暖。

2003年9月,著名艺术史家、策展人巫鸿先生在北京为荣荣和映里的作品举办了名叫《蜕》的展览,展览画册里,引用了映里关于富士山之行的几则日记,其中描绘道:

“冰面上升起的晨雾,很快被朦胧的山间吸收似地消失了。要追上这层雾和霞光,就在这几分钟。我们踏出了第一步,第二步……寒冷刺骨,先从脚底遍布我们的全身。感觉我们全身的血和神经都被冻结,每走一步都已是极限。惟一能有知觉的就是我们还能听到快门声。我们不约而同地拉着对方的手跑回来,只听到身后两个人消失的空间里,相机还在继续空拍着……”

《富士山》这组作品具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纯净品质。寂静寥廓的天地之间,白雪茫茫,富士山安详地伫立在远方,只有渺小而充满活力的人影在冰湖上奔跑,跳跃,一如创世之初。这组作品后来参加了2004年上海双年展,引起很大的反响。

荣荣说:“原来我在北京,她在东京,都是大城市。后来我们一起旅游,在大自然中做作品。人在自然中感觉很不一样。在嘉峪关的时候,我就感觉到生命很脆弱,像一片树叶,风一来,就飘走了。我对生命的认识发生了改变。”

荣荣和映里,两个人终于在大自然中寻找到了生命的意义。

他们在厦门

荣荣的摄影和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中国新摄影运动一同起步,并且是其中的重要成员。与传统注重客观纪实的新闻摄影、文献摄影不同,新摄影运动更注重个人的观念表达,有时也被人称为观念摄影,荣荣偶尔称之为艺术摄影。

荣荣说:“摄影是很直接的语言,可能性非常大。相机可以当画笔,不仅仅能够记录,还能表达,最重要的是相机后面的那个脑袋。现在谁都有相机,影像泛滥,但是人们没有充分利用相机的可能性,不是用心灵去拍。从这个角度说,中国搞艺术摄影的人还太少。”

“作为摄影家,你能不能说说,你们工作和作为旅游者拍摄有什么不同?比如都去鼓浪屿?”

“他们拍,只看光线好不好?角度是否合适?图像清楚吗?我们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考察、感受,不拍东西。我们不仅要表现鼓浪屿,还要赋予它更多的功能。”

映里听懂了我的问题,用不很熟练的中文插话说:“他们是消费,我们是在生产。”

这回答很有意思,我请她再解释一下。她说:“观光者消费了时间、胶卷、心情,我们在创造,像古人在山水里写诗。”

我问:“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?观光者主要还是在消费景观资源,是消耗性的;而艺术家的创造,事实上是增添景观的意义,所以是生产。”

映里点点头,好像听懂了。

我们又转到其他话题。他们这次在厦门过春节,呆了20多天,正好去过鼓浪屿,很喜欢,准备日后扛大机器用大底片拍。

他们对于厦门的文化氛围评价很低。荣荣说:“厦门在文化方面很落伍。广东、四川都有双年展,厦门没有。这次我们呆了这么久,没看到有什么艺术活动,没有多少展览,没有研讨会。我们去看了博物馆,空空的,没什么当代的东西。我们是21世纪,不能回到唐朝。北京这几年国际气氛火爆,国外很多画廊、基金会都来了……”

映里说:“以前是巴黎、纽约、东京,现在是北京,北京的机会比东京更多了。20年前东京也很热。厦门很好,环岛路很漂亮,但这是表面的感觉。好像没什么当代艺术活动。”

咖啡喝完了,外面雨还下得很大。这是厦门春节后的第一场雨。

2006年2月21日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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